茶文化著名作家凱亞遽然走了。兩個多月前從他夫人處得知凱亞病重，我不斷祝愿并等待著他轉危為安的消息，然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傳來的竟是噩耗。
在我的朋友中，凱亞與我相識時間并不算長。2000年他來北京參加茶文化國際研討會，整個活動期間，我邀請他住在我家，漸漸地我覺得我們倆人對一些問題的看法相近，思想相投，而且能坦誠相見，心無顧忌無所不談，高山流水很快就成了知音。
凱亞長期從事出版編審工作，在離退休之后，他對茶文化情有獨鐘，文思敏捷，有感即發，很快成為一位知名茶文化人，茶界的“筆桿子”。他認為中國茶文化的歷史悠久，大有開拓前景。他很欣賞季羨林老先生的一句話：“茶文化是中國優秀文化的一部分，弘揚華夏文化必弘揚茶文化。”中國的茶文化正方興未艾，他愿將他的余年奉獻給茶文化事業，他確實是這樣做了。
他住在我家的那段日子里，談起對先父吳覺農的敬仰之情，認為先父對中國茶葉事業確實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一是他并非以茶論茶，他把中國茶葉的振興同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聯系在一起；二是他把茶葉的振興作為一項綜合工程，從栽培、制造的技術改進，一直到商品檢驗、國內外貿易的開拓和高等學校技術人才的培養和科學研究的展開等，進行綜合治理；三是他的觀點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如他認為只有改善茶農生活才是振興茶葉的根本問題，也就是說他很早就注意到三農問題了。因此，凱亞認為在茶界醞釀了很久要成立一個紀念吳覺農的社會團體是完全必要的，不但要研究他對茶葉發展的主要思想，而且要深入探討當前存在的現實問題。而且凱亞認為此事刻不容緩，因與先父同時代的茶人“碩果僅存”者已不多，他們所知道的東西都很有價值，須加以搶救。為此，凱亞出主意、多方面進行聯系，他對吳覺農茶學思想研究會的成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該會第一屆理事會在先父的家鄉浙江上虞召開，凱亞參與了這次會議的籌備工作，特別是發揮了他的特長，由他編輯了一本紀念先父的文集，會議之后，他又不辭勞苦在上虞完成了會議文件的匯編，為這次會議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凱亞是一位年輕時就參加革命隊伍的“老干部”，他跟我講過一些他年輕時代的故事。他說他參加縣武裝部時，年齡還不滿18歲，個子不高，比“三八”式大桿槍高不了多少。在土改鎮反時，因人手不夠，有單位借調他去“執行任務”，凱亞端著槍，押著囚犯，心里有一股說不出的慌亂，腳步七高八低，端槍的手簌簌發抖，也許槍口碰到了囚犯的脊背，囚犯回過頭來用奇怪的目光怔怔地望著他，凱亞更是心慌意亂，步履蹣跚。凱亞說他并不清楚這人犯的是什么罪，所謂“見其生而不忍見其死”，最后他不管自己是否會挨批評，不得不向領導說他的手發抖，執行不了任務，只好將他換了下來。凱亞生動地描繪了他的窘態，使我不禁啞然失笑，與此同時，我又為他有一顆天真的童心，受到深深觸動。
凱亞雖是一位老同志，卻很少空談政治，但他思想解放、是非分明，愛獨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他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底子很薄，人文素質又普遍較低，治國安邦確實不是一件容易事，出現這樣那樣的錯誤也很難免，但卻不可諱疾忌醫，光說光榮、偉大、正確的一面。建國半個多世紀以來，反右、大躍進，以至文化革命的慘痛教訓，至今還缺乏全面系統的總結，特別缺少有深度的理性思考和理論分析，結果會使全民對過去的歷史失去記憶，我們這一代記憶猶新的事，今天的年輕人已懵然不知，視為天方夜譚。這就不能保證災難性事件今后不會再重演，雖然表現的形式可能有所不同。我覺得凱亞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
有一次，我們在談話中偶然提到李慎之(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他的家中有一副對聯：“已知諸相皆非相，欲待無情還有情”。上聯“諸相皆非相”是佛家語，可由各人作不同的理解；下聯含義基本清楚：人到耄耋之年，本可以超然物外，但畢生的信念形成習慣，仍不能忘情家事國事天下事。我想這也是凱亞自己的心態。
近幾年來，凱亞和我也常在各地茶文化活動中見面，他仍是積極樂觀的，他告訴我，他訂出了一個高指標的寫作計劃，準備分階段加以完成。同時他還向朋友們征求對他近期所寫文章的意見，有位老前輩向他提出，我們正在努力構建和諧社會，同志間探討問題，言辭也不必太鋒利。對此意見，凱亞欣然接受。2005年夏天，我同夫人應邀到凱亞南京家中住了幾日，他熱情地陪同我們游覽南京的名勝古跡，并在雨花臺風景區凱亞先生朋友的雨花臺茶廠品賞了雨花名茶。平時，凱亞在他小小的書房里筆耕不輟，晚上睡得很晚，他的夫人張小紅（國家雜技一級演員）對他照顧無微不至，我開玩笑地說：“紅袖添香夜讀書”，其樂無窮啊！凱亞笑了，笑得很開心。我也衷心祝愿他們家庭幸福，等待凱亞妙筆生花，寫出更多好文章。
生命有涯，聚散有時，這是人生的必然規律，但我仍為凱亞未完成他的宏愿而過早離去、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好同志，感到無比悲痛。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能告祭于凱亞：你的愿望已經實現，歷史已得到很好的總結，我們的國家更加和平昌盛，人民更加幸福富裕，在這基礎上，茶文化也已得到進一步的繁榮。